从19世纪末佩德罗二世被共和党推翻建立巴西合众国到20世纪初，巴西接收了超过500万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移民。

巴西，一个受亚马逊河滋养、融合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移民的复杂国家，有着难以想象的文化复杂性：

一方面，巴西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吉尔伯托·弗莱雷认为，巴西的热带混血儿“不仅仅是种族的混合体，而且是欧洲技术与美洲和非洲精神力量的融合”。 ”;

另一方面，巴西人根深蒂固的自卑和无助又让他们产生了“杂种情结”（o Complexo de vira-lata）：

惊慌失措的杂种狗在垃圾桶里翻找，希望能找到一些残渣。

足球成了他们最好的精神寄托。

查尔斯·米勒 (Charles Miller) 是一位苏格兰人和巴西英裔混血儿的儿子，1894 年回到巴西时，他带着两个足球、一本描述足球规则的小册子、一双足球鞋、一件破旧的队服以及手提箱里的十几个足球。 泵后，足球开始在巴西发展。

最初，足球在巴西是一项贵族运动。

随着巴西城市化运动的发展，宽阔的大道取代了原来狭窄的马路，巴西民众有了户外运动空间； 与此同时，大量的黑人、混血儿和贫困的白人移民从农村迁移到大城市。

但长期以来，足球在巴西不同阶层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情景：

巴西社会的精英阶层向欧洲人学习并成立了俱乐部。 一群职业足球运动员穿着昂贵的装备参加社会上流社会组织的比赛；

穷人只能穿着破烂的衣服去郊区或者小城市玩耍。

20 世纪 20 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以瓦斯科·达·伽马为代表的足球俱乐部开始接受黑人和贫困球员，并为这些球员支付工资——当时巴西社会为黑人提供的工作岗位并不多。

从一开始，场上的歧视就很明显：

白人球员犯规不会受到严厉处罚； 但黑人球员不准与白人对手推搡或碰撞，否则将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

这种双重标准反而塑造了巴西人避免身体接触、只用盘带和机动的迂回打法，充分利用身体的灵活性、协调性和速度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1923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四名黑人球员夺得里约城联赛冠军。 这一壮举吸引了大批球迷的关注，巴西足球也得以逐渐弥合种族和贫富差距，开始在普通百姓中流行起来。

在巴西这样一个自身文化主要由本土元素构成的社会中，足球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性，自然也会带有巴西社会赋予它的特色。 在巴西，足球不同于任何其他运动，因为它完全按照巴西方式发展起来，成为巴西社会和巴西文化中各种非理性因素的结晶。

巴西足球已经成为各阶层人民之间的融合剂和纽带——在巴西，只要热爱足球、展现足球天赋，无论宗教、种族、贫穷还是富有，都可以团结起来。 在巴西的绿色旗帜下。

在巴西，政府只代表部分人，但巴西国家队却代表所有人。 每当巴西发生社会骚乱时，就会有大量民众身着巴西队球衣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巴西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腐败

巴西人是脆弱的——长期以来，巴西人一直在纠结如何向外界证明“他们也是一个大国”。

以至于即使在1999年，巴西人仍然因为基辛格的反问“巴西有历史吗？”而感到自卑。

1950年，巴西首次举办世界杯。

当时，巴西刚刚结束巴尔加斯总统长达15年的独裁统治，急于向国际社会宣告，巴西已经成功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包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但巴西人内心却始终存有疑虑：

欠发达的热带国家能否成功与那些视其为“野蛮人”的欧美国家竞争呢？

最终，这场在巴西人眼中象征着巴西在现代世界地位发生变化的决赛以“马拉卡纳失败”告终。 这一结果，揭露了该国悲惨的历史，64年后，以“米内罗一击”再次将巴西人拖入深渊。

有趣的是，巴西足球确实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50年代至1970年代，巴西经济开始蓬勃发展——通过依靠大量外债的工业国有化运动，大力发展民族工业，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 1967年至1974年，巴西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1%，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开创了巴西现代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西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水平。 1958年、1962年、1970年，巴西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三冠王”；

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经济对外来投资高度依赖、收入分配不均影响国内市场的拓展和社会稳定、政治专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等，最终击败了巴西队。 1973年以后，外债迅速增加。 随着国际利率上升，外债负担逐渐成为巴西经济的严重问题，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上涨，巴西国际收支恶化。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巴西的恶性通货膨胀不断加剧。 1993年，巴西通货膨胀率达到2489%的历史峰值。 不得已，当年年底，面对通货膨胀一筹莫展的佛朗哥总统选择了刚刚出任外交部长的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担任财政部长。 著名的“Reai计划”启动。 巴西政府采取了发行新货币、削减政府预算等措施。 到1994年4月，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45%。 到7月发行实际货币时，通货膨胀率降至2%。 “雷艾计划”将巴西拉出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潭，为未来经济繁荣再次奠定了基础。 同样是1994年，巴西恶性通货膨胀结束，沉寂了20多年的巴西足球达到了顶峰。 接下来的三届世界杯，巴西获得了两次冠军和一次亚军，成为五星级巴西队。

2007年10月30日，国际足联在苏黎世正式宣布2014年男足世界杯将在巴西举行。

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和1950年一样许下了同样的愿望：

“巴西作为一个国家有责任向世界证明我们的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并且我们处于稳定状态。”

然而，自2010年以来，巴西经济增长放缓，2012年几乎陷入停滞。人均GDP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下降。

为了建设包括世界杯场馆在内的各类基础设施，巴西政府投入了150亿美元——是原预算的三倍多。 但人民群众急需改善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却因资金匮乏而陷入停滞。

“国家有钱办世界杯，为什么没钱修我的房子？”

随着“米罗打击”，巴西经济再次陷入混乱。

巴西债务危机极大影响了俱乐部的生存环境：

赞助商大幅减少了对足球的赞助； 球迷们也纷纷勒紧了口袋； 不少巴西俱乐部资金链断裂，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售球员来维持财务，拖欠工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此前，巴西或者整个南美足坛的生存链是：

俱乐部出名并在国际比赛中发挥出色——出名并前往欧洲——转会收入用于青训——俱乐部出名并在国际比赛中发挥出色……如此循环往复。

现在，它变成：

找到好的种子——卖给欧洲赚钱——然后寻找好的种子——然后卖给欧洲赚钱……

青训体系变得急功近利。 为了迎合欧洲人的喜好，巴西人背叛了自己的Joga Bonito风格，转而寻找适合欧洲战术纪律和集体力量的年轻人，而这些技战术水平尚未形成的年轻人。 送到欧洲后，自然只能模仿欧洲人。

失去桑巴节奏的巴西自然不再美丽。

此外，现代足球的变幻版本也在不断侵蚀着巴西人的自豪感。

长期以来，巴西人一直以足球的节奏为荣，就像跳桑巴舞一样。 桑巴的创作就像巴西人的精髓，汇集了欧洲人、非洲黑人和当地印第安人的特点，以粗犷的动作和热情奔放的旋律宣泄着本能的冲动。 足球风格是民族性格的体现，正是通过桑巴与足球的融合，巴西人展现了浪漫、张扬、热爱生活的天性。

例如，球场奇才罗纳尔迪尼奥出身于桑巴世家，他通过一边踢球一边听桑巴音乐来训练自己的技术：

现代足球的发展追求勤奋、战术、纪律、对抗，这自然与巴西足球背道而驰。

然而，服从于整体化、机械化、冰冷的现代足球，很可能最终让基于直觉和天赋的艺术足球没有立足之地。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以“太阳神”和“酒神”作为一套典型的二元精神范式：

前者代表理性和秩序，很像欧洲足球风格；

后者代表感性和放纵，很像拉丁足球风格。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这个世界，审慎、理性、冷静，很可能取代混乱、陶醉、狂欢、非理性；

对于将欧洲技术与美洲和非洲的心灵力量结合起来的“杂种”来说，拯救是什么？

或许，

只有耶稣知道这一点。